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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困境:在理性与道德之间的摇摆

小说:三体读后感作者:www.santiw.com 发布时间:2019-02-12 00:26
《三体》道德理性困境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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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体》三部曲行将结束时,太阳系如瀑布般流入二维的图画,人类此刻才意识到,面对茫茫宇宙,自己实在是太过弱小。

星芒如剑闪寒光,漆黑的背景中,坟墓比星辰更密集。时空不过是荒野,生存与希望都是奢侈,人类如何安稳?当面临末日时,人类又当如何抉择?

人类选择建立墓碑,在冥王星上建立了地球文明的墓碑,因为现代科技手段都无法让资料保存一亿年,因而只能将字刻在石头上。人类甚至并不指望谁能读懂,墓碑是给自己的。

《三体》系列曾多次出现墓碑或者纪念碑,从最初的红岸基地碑,到三体人的钟摆纪念碑,再到叶文洁的墓碑,直至最后人类的墓碑。面对墓碑,一方面能够感受到人类的面对浩劫的渺小,另一方面却显得悲剧而崇高。

刘慈欣在《流浪地球》中写道,有一面墙,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深,向左无限远,向右无限远,这墙是什么?这不是宇宙,而是死亡。面对似乎永生不灭的宇宙,人类与文明显得如此渺小,更何况甚至连宇宙也经历过数次的降维死亡,而成为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

死亡面前,刘慈欣似乎无法找到坚定的信念,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他几乎像是被打上思想钢印的人一样在挣扎着。

《三体》三部曲全篇八十八万字,他像上帝一样创造了一个世界并描写他,从我们熟悉而陌生的“文革”,直到时光的尽头。从过去到永远,从四维到二维,从人类走进澳大利亚到太阳系最终成为二维图画。

小说给我们带来的惊异取决于其陌生化手法,然而其动人的魅力却来自于与现实的连结。某种程度而言,“三体”是一个隐喻,其最终仍旧指向我们的现实。

2.

2006年,时值“文革”40周年,科幻小说三巨头“何慈康”(何夕、刘慈欣、王晋康)中有两人创作了与之有关的作品——王晋康的《蚁生》与刘慈欣的《三体》。

这是一个信号,新生代科幻作家经历了十几年的写作过程,科幻小说已逐步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文本。而《三体3》在知识界引起的广泛讨论无疑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除却先锋文学的实验外,关于“文革”的书写大致有两种:一是挺身抗暴的英雄,二是苦难深重的民众。《三体》未能另辟蹊径。在“文革”中,叶文洁遭到了数次欺骗、背叛,然而,主流文学中的救世主形象并未出现,她在整个“文革”中始终未能被拯救,她对人类也愈来愈失望,因而最终按下了按钮,向整个人类复仇。

“文革”是一场灾难,并往往被归咎于人性之恶,然而这恶并未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逝。叶文洁曾经约谈那些迫害自己父亲的红卫兵,他们将一切都归咎于时代,并认为自己在荒谬的时代中没有罪过,拒绝忏悔。

随后伊文斯的经历中,整个工业文明也被描述成一种灾难,并将这种灾难归咎于人性之贪婪。从中国到世界,从“文革”到工业文明,灾难弥漫整个世界,而“愚昧无知”的大众却意识不到这些。

这灾难不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事件,而是具有普遍意义;不是机体某处的病变,而是扩散全身的癌症——人类似乎已经无可拯救。

与之相应,三体文明经历了200次的毁灭与重生,这毁灭却是由于其恶劣的自然条件所致——三个太阳的不规则运动。然而,叶文洁与伊文斯始终未能看到,三体文明的危机也有其内部因素,三体人并非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

但是当“人类”整体堕落之后,只能依靠外来的“天罚”,第一次,“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因为有了三体文明作为他者。由此,人类终于真正意义上将目光投向了宇宙,然而,宇宙的黑暗远远超乎想象,人类踏上了漫漫的自我拯救之路。

3.

当叶文洁第一次发出信号后,收到了三体人1379号监听员的回音,“他”警告叶文洁不要回应,否则便会面临灭顶之灾。

为求生存,三体世界演变出一套极为高效的集权体制——这在“三体游戏”中的突出表现便是秦始皇能够调用三千万士兵,制造出庞大的人列计算机。

但在集权统治下,作为个体的三体1379号监听员却感到生不如死,于是便产生了对四光年外那个美好世界的倾慕与爱护。与叶文洁一样,他们都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做出了对整个文明的背叛,他们之间又真的如表面所见那样,差异巨大吗?

除此之外,《三体》中还有许多一望而知的现实影射,如称叶文洁为“统帅”、最高指示、大国之间的博弈、联合国权威等等,但最为关键并始终贯穿的是关于社会制度的解决方案,进一步说,是处于黑暗森林之中的人类的政治体制问题。

政治体制作为漫漫长路的背景,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踏入黑暗森林,似乎唯有专制与零道德方能确保生存,甚至为了生存,必须毁灭同行的人类。所以,章北海苦心孤诣,最终劫持飞船飞向茫茫太空后,“专制只需要五分钟”。

在全书的结尾,幸存的人类散布于数个世界,彼此之间却已无法联系与沟通,换言之,他们成为了不同的文明物种。在黑暗的宇宙中,“人已经不是人了”。

“人不是人”,听起来可怕,但刘慈欣并不觉得这是坏事。在刘慈欣看来,政治制度是人性、科技与大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民主也未必便强过专制。

章北海曾说:“人类社会在三体危机的历史中已经证明,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尤其是当我们的世界需要牺牲部分来保存整体的时候,你们所设想的人文社会是十分脆弱的。”

小说里,自由民主的人文社会中产生的人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如纤细精致的瓷器一般,美丽而脆弱,失去了刚毅,毫无忧患意识,醉生梦死,不思进取,傲慢无知。

危机来临时,他们又手足无措,呆若木鸡,而大难临头则慌不择路歇斯底里,成为一群乌合之众。末日降临时,正是这种可笑的同情心与道德感直接导致人类的灭亡——弱小与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面临黑暗的“宇宙道德”,人的道德实在是微不足道。

民主或者道德,在灾难面前成为一个巨大的嘲讽。

4.

有人说,人天性中便有民主的种子。然而这颗种子究竟会以怎样的形式破土?是否在任何环境中都是良木?

只是,和很多科幻小说一样,刘慈欣在《三体》里做的是“真空中的球形刚体鸡”实验,以冷酷和极端的理性来推演人类历史,但一旦涉及具体而现实的问题,这种推荐便容易出现裂痕。

民众的位置和价值在哪?刘慈欣反复摇摆。

“三体”游戏中玩家几乎都是精英阶层,而他们则深深认识到了人性的鄙陋,认识到文明的罪恶,这些是大众们所无法触及的。刘慈欣对于他们的行为,并未进行批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他们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已经失去了忏悔的智慧与意识,无法依靠自身得到救赎。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人类不应该灭亡,人类还有光辉,但是他在第一部结尾想到的解决方案却是“蝗虫”——以蝗灾来譬喻人类。

到了第二部,人类未来的希望却几乎完全寄托在四个面壁人身上,大众几乎只是陪衬。而后来罗辑以一己之力拯救了人类,并承担起执剑者的责任,却逐渐被人们视为暴君,并对一切强有力的人表示不信任,而将程心选为执剑者,以至于三体人乘虚而入

刘慈欣摇摆于精英与大众之间,或许因为理性上他应当相信大众,但他无法确认任何人性的可信,他无法弥补当代人文精神缺失带来的巨大裂痕。人性无法推演,而需要借助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展示出来。

这种矛盾来源于刘慈欣切身经历的“中国经验”。

“文革”时期叶文洁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猜疑、迫害,导致她对人类绝望而引来三体人;而在《黑暗森林》中人的欺骗性被正面运用,因之产生了“面壁者”——此时的人类虽然没有明确意识到黑暗森林法则,但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游戏了;而在《死神永生》中,程心是一个圣母般的人物,但由于其缺乏杀伐决断的勇气,她以爱与和平的名义先后两次将人类置于绝境。

这些生死存亡的选择其实可归于一个选择:人性还是生存?而作为起点(“文革”)与终点(宇宙)之间的连结,刘慈欣也一直在进行着道德追问:“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于是,刘慈欣纠结于两个向度的道德上:黑暗宇宙的零道德,和人性的道德。人类一次又一次地从绝境中重生,但最终依旧毁灭在歌者那轻描淡写的清理中(“给我一块二向箔,清理用”)。是啊,毁灭你,与你有何相干?

黑暗宇宙是无情的,冷冰冰看不到一丝光明。刘慈欣曾经非常强悍地表示:“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律不以为然。”宇宙如同茫茫沙漠,生命多如沙砾,为何人类这颗沙子要如此特殊?虽然人类的内在世界同外在宇宙一样无限,但刘慈欣显然对此没多大兴趣,他认为那是“自恋”的主流文学的任务。隐隐约约中,刘慈欣对人性悲观而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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