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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背后宇宙尺度的政治关怀

小说:三体社区作者: 发布时间:2019-05-31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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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三体》斩获“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中国科幻小说的一次重大突破。这部巨作讲述了地球在三体人的进攻与宇宙“黑暗森林打击”的阴影笼罩下追求生存的故事。只是与我们习惯的大多数科幻小说不同,这一次,故事的结局异常冷酷。

 

《三体》的作者刘慈欣,被读者昵称为“大刘”,或另一个印象更为深刻的称号——“上帝派来拯救中国科幻的人”。笔者意图通过此文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来定位刘慈欣的《三体》对于中国科幻,乃至对于世界的意义。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对于奇妙世界的想象就与文学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亚欧大陆的最东端到最西端,我们可以看得到《摩诃婆罗多》与《神谱》、《吉尔伽美什》与《荷马史诗》、《山海经》与《埃达》、《西游记》与《罗摩衍那》、《亚瑟王传奇》与《尼伯龙根之歌》……我们的先祖想象巨龟托起大地,太阳神的马车在云中疾驰,索尔的巨锤击出闪电,鲲鹏扶摇直上九万里若垂天之云……想象力使人类文明成为人类文明

 

 

也许最初,这些不过是人类对于世界的玄妙解释,是人类天性中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兴趣所激发的产物。然而最终我们爱上幻想作品,是因为它折射出关于我们自身文明最本质的东西。因为,如果一个故事讲述的世界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个世界中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这个世界中人们的能力超乎我们的认识,然而我们还是会为这个故事打动,那一定是因为,这个故事里蕴含着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就像我们会震撼于孙悟空的反抗天庭,欣慰于奥德修斯与妻子的团聚,担忧于辛巴达是否能克服下一次的磨难,悲苦于西格弗里德最终逃不过命运的无常,我们每一次被幻想世界感动,只因为我们在那些“超人”与“非人”身上,看见自己。

 

因此,幻想作品与所有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一样,沉淀着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我们在古希腊的轴心时代有《俄狄浦斯王》这样的悲剧,我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巨人传》这样的传奇。而我愿意把幻想作品中的一支——科幻作品——看作是《巨人传》的精神继承者。

 

 

《巨人传》是拉伯雷的作品,主人公巨人本身力大无穷,然而更重要的是接受人文主义的教育,热爱知识与体育,尊重爱与和平,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心。正因为此,他们无往不胜,远渡重洋也能克服种种磨难,最终追寻到智慧的启示。《巨人传》以幻想小说的形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信念之门,那就是:只要正直的人接受正确的教育,他就会在这个世界中捍卫他珍惜的价值。

 

在秉持类似人文主义信念的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乌托邦》《大洋国》《格列佛游记》等等思想史上耀眼的名字。这些小说背后的政治意味十分浓厚,它们寄托了人类对于公正社会的向往,并且暗示读者,建立公正社会的前提是接受启蒙,接受人文教育对美德的塑造。

 

它们对应的时代是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在这段历史中,欧洲文明一方面与保守势力全力斗争,另一方面以自己的意志发现并改造着整个世界。北京大学李猛教授在其新著《自然社会》中,就将《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看作是关于欧洲人确立这一世界秩序的寓言。

 

 

从科幻小说诞生之初,它就在关怀政治问题。这里的“政治问题”指的并不是那些勾心斗角的权谋,而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重大问题。而且,科幻作品关心政治,未必是描述美好前景的温馨童话,未必是用“政治正确”搭建起来的庇护所,未必是以人文主义信念和历史进步论为“中心思想”的宣传作品。它同所有伟大作品一样,真实地反映人性中的善与恶、黑与白、光与暗,并在情节中对此加以深切的关怀与探讨。它需要幻想,因为幻想能为这种关怀搭建更宏大的平台;它需要科学,因为科技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已经成为任何关于人类命运严肃探讨都回避不开的话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让我们把视线从科幻小说上稍微拉开,来读一读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

 

 

霍布斯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就是“自然状态理论”。他认为,自然状态的人处于悲惨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这个结论是基于三条原则推理出来的:

 

1)人生存的首要目的是自我保全

2)人的自然能力十分平等

3)人的语言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想法

 

首先,人要自我保全,所以自然法规定他必须要对自然世界中的一切拥有所有权,这样他才能正当地利用一切手段保全自己的生命。

 

其次,(正常情况下)人的自然能力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体现在人可以互相杀死彼此——即使是最弱的人,也可以用偷袭和毒药杀死最强壮的人。

 

最后,由于语言无法代表真实意图,因此一切善意的表述和在此基础上的契约都没有意义,能保障契约实现的只有强力的威胁:如不履约,只有死亡。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种霍布斯式的极端状态:你的手中有一个苹果而我已因饥饿而奄奄一息,自然状态下的我,必然会用尽一切手段来夺取你手中的苹果以保全我的生命。而就算是我保证我想要的只是一个苹果,但我的语言在你看来并不可信。你无法判断我究竟是要从你手中夺取苹果,还是要干脆夺取你的生命。

 

在这种极端状态下,我们只有对彼此开战。这个极端状态无法被“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所消弭,因为这世界上的苹果就算产量再高,也不可能完全排斥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陷入一个苹果都没有的悲惨境地。

 

而只要极端状态无法排除,“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就无法排除。

 

 

有趣的是,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惊人地相似:人的自我保全对应宇宙中文明将生存视为第一要务;所有权的排他性对应宇宙物质总量的有限性;人的语言不可信对应猜疑链原则;人杀死彼此的平等能力对应“技术爆炸”这个设定;最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对应的就是“黑暗森林打击”。可以说,刘慈欣在宇宙的尺度上展开了霍布斯的理论。

 

《三体》想说的道理,就是内在于人性中的困境,即使到了人类文明有能力探索宇宙的时候,也依然会继续存在。而奥克肖特推崇政治哲学家的理由,就是他们有能力超脱于一时一地的事件,从中揭示普遍存在的、内在于人性的困境。

 

任何时代的人类都需要有懂得政治残酷性的人来守护真正的价值,这是人类历史的一条普遍性规律。在《三体》中,刘慈欣以京剧脸谱式的人物塑造,重新讲述了这个寓言。你说他集体主义也好,强权崇拜也好,但无论你给他贴上怎样的标签,都取消不了这部作品中提出的,人类自身所要面对的真实问题与困境。

 

 

中国人向来不乏幻想的传统,然而科幻传统却并不强大。据专家考证,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是著于1904年的《月球殖民地小说》《新法螺先生谭》。前者模仿的是凡尔纳《气球上的五星期》,写一个新加坡华人乘气球历险的故事;后者则是模仿了德国的《敏豪森男爵历险记》,讲一位“新法螺先生”经历灵肉分离,又创制“脑电”的故事,颇有些修真小说的味道。

 

另外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可以称之为“政治幻想小说”,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1902年,梁先生在自己的《新中国未来记》中设想了百年后中国革命成功,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甚至承办了世界博览会的图景。不过,科学技术照例在这里占不到什么地位。

 

我们大体可以看到的是,早期的中国科幻小说或者附属于志怪类小说,或者脱胎于讽喻类小说,大体上依旧是传统文学的余脉。即使是老舍后来写出的《猫城记》,也不过是披着科幻的外衣,本质上依然是部《格列佛游记》式的政治讽刺小说。

 

这类小说真正的用意是将社会问题暴露在光怪陆离的幻想世界中进行嘲讽,我们从中看不到“科技”这个因素对人类文明边界的延展。

 

 

这并不奇怪。

 

五千年历史中,我们这个民族已经经历过无数残酷的生存考验,而且,二十世纪上半叶,它刚刚经历过可能是最为残酷的一次。19世纪诞生的科幻小说那种漂浮在半空的梦幻气质,相对于这个民族所经历的、沉重的二十世纪上半叶而言,显得过于超脱飞扬了。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相对于这个民族所经历的狂飙突进,一切科幻小说中的荒诞又显得不值一提了。

 

刘慈欣是一位敢于真正面对这种残酷性的作家,而且,在他的思维里,这种残酷考验中磨炼出的生存智慧,很可能构成了中华文明最本质的要素。

 

因此,虽然我引用了霍布斯的理论,以指出刘慈欣的政治关怀具有普世性,但我更愿意相信大刘的写作来自本土经验,因为我们在《乡村教师》中读过那种在极度贫困的土壤上中也要传递现代科学知识的沉重责任感;我们在《诗云》中读过那种认为现代科学逻辑亦无法把握中国古典诗意的浪漫主义情怀;我们在《朝闻道》中读过那种把科学探索精神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士大夫情怀连接起来的探索;我们在《西洋》中读过中国人构建世界秩序的狂想;我们在《全频阻塞干扰》中读过那种为国牺牲的精神;我们在《球状闪电》中读过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的游击战精神……

 

这一切经验都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因为我们传承的历史比所有民族都漫长,我们记取的苦难比所有民族都深刻,我们在生死面前的狡诈与质朴、伟大与渺小、浪漫与现实,这一切的一切,比所有民族都丰富。将这生存经验进行萃取、提炼,转而成为对人性自身的警惕与关怀,这就是在“民族性”中发现“世界性”的过程。

 

从《三体》中的两句名言,我们见证了大刘是如何完成这一过程的——在《地球往事》中,他借旁白之口说“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现实的引力实在是太沉重了”,然而到了《死神永生》中,他又借维德之口说,“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

 

刘慈欣一直在思考许多中国人理应思考的重大问题,比如已经逝去的伟大领袖与当下关系为何,比如这个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关系为何,比如这个民族与世界上其它伟大民族的关系为何。那时,他心中已有了初步答案。比如权威和历史所认可的东西,有些并不重要也可以抛弃,有些并不重要但很难抛弃,有些十分重要,但其重要性却有着被人忘却的风险。

 

 

那一年刘慈欣二十六岁,他以自己的小说,对自己所经历的历史、自己的民族和自己面对的世界得出了初步结论。这一结论走在政治权威之前,并比政治权威的宣传还要来得平和深刻。

 

二十六年后,他的作品获得了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科幻奖项。

 

二十六年后,我们看到刘慈欣依然坚持着他当年得出的某些结论。

 

二十六年后,这个世界已经让同性恋婚姻在部分地区变得合法,让动物的权利也受到重视,让人工智能的曙光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上。

 

但刘慈欣不为所动地认为,根植在人性深处的生存困境不该那么轻易地被忘却,这个文明历经五千年所积累的生存经验,不会那么快地被这个新世界淘汰。也许在他骨子里面,他认为自己其实是章北海,从古老的世界中走来,记得一些残酷的生存经验,并且早已做好了准备,像个父亲一样把这些旧世界的经验交到新世界孩子的手里面,然后坦然地面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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